九游娱乐首页:他是上官云珠的前夫共有3次婚姻7个儿女带着遗憾客死海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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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1969年冬天，香港玛丽医院的病房里，一个躺在病床上的老人被护士提醒不能再吃甜食，因为他的糖尿病已经拖不起了。这个老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几十年前在上海滩颇有名气的剧作家姚克。那会儿，他已经六十多岁，身体大不如前，却还惦记着改稿和讲课。稍微熟悉中国近代戏剧史的人，知道他改编过历史剧、写过话剧、教过学生；但对很多人来说，他还有另一个身份，更容易被记住——上官云珠的前夫。

  有意思的是，姚克这辈子的主业，始终是写戏，他写帝王家事，写宫闱秘辛，写人情冷暖，台上风云变幻；台下，他自己的婚姻与家庭，比剧本还要曲折。3次婚姻，7个儿女，从厦门到苏州，从上海到香港，一生在路上，落脚处不少，真正能称得上“归宿”的，却很难说。

  这种命运，不能只从感情八卦去看，更要放进时代里去看。20世纪上半叶，中国社会急剧剧变，留学、抗战、沦陷、南迁香港，一环扣一环，把一个本该安稳教书写戏的文人，推向了漂泊的轨道。而他的家庭选择、情感得失，也都被裹挟其中。

  1905年1月24日，姚克出生在福建厦门，童年却主要是在苏州度过。书香门第，传统读书人之家，这样的家庭背景，在当时算不上稀奇，却给了他扎实的中式教育。后来，他又走上了一条在那个年代颇为耀眼的路——出国留学。

  1920年代，年轻的姚克赴美国耶鲁大学求学，专攻戏剧与文学。在很多同龄人还在为温饱发愁的时候，他已经坐在耶鲁的课堂里，接触到西方舞台理论、戏剧结构、布景灯光这些新鲜玩意儿。那时候的中国还处在军阀混战和政局更替中，但大洋彼岸的校园，对他而言，是另一种世界。

  这种经历，对他后来的创作影响极大。他日后改编历史题材，往往善用西方戏剧的结构，把中国宫廷、民间故事处理得更有戏剧张力。说得直白一点，他是那一代少数能在中西戏剧传统之间游走自如的剧作家之一。也正因为这段留学经历，中西文化在他身上，有了很直接的交集——包括他的第一段婚姻。

  留学归国后，他在上海活动。那时的上海，十里洋场、灯红酒绿，也是租界林立、东西文化混杂的城市。觉悟社、话剧社团、电影公司，都在这里碰撞出火花。姚克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一边写剧本，一边投身戏剧活动，也结识了不少外籍人士。

  就在那个时期，他娶了一位英国妻子。有关这位英国太太的具体背景，史料记载并不丰富，只能确定她是通过在上海的社交圈结识姚克，两人相恋后成婚。婚后育有一女，取名莉莉。孩子刚出生时，亲友来看望，有人打趣说这孩子长得很特别，有点异国风味。姚克笑着回应，说是“中西合璧”。当时，他大概真心觉得，这个家庭既有东方，也有西方，是时代赐予他的一种新生活。

  1937年抗战爆发，上海成了前线城市。淞沪会战后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一段时间内保持“孤岛”状态，表面上还算秩序稳定，实际上物价飞涨、形势诡谲、炮火不远。对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来说，那是压抑而又危险的年月。

  跨国婚姻，在和平年代或许还有浪漫色彩，到了战火纷飞时，就变得沉重。英国妻子面对的是一个语言文化都并不熟悉的环境，还要承受战时上海的紧张气氛。柴米油盐，加上局势不安，冲淡了当初的欣喜。两人之间的隔阂渐渐显现：生活小习惯不同，对未来的判断也不一样。

  到了1940年代初，矛盾终于走到尽头。英国妻子决定带着女儿返回欧洲。关于那天分别的细节，传闻版本不少，有的说她匆匆收拾行李，有的说有一场激烈争吵，但能确定的是，这场婚姻在战时上海画上了句号。孩子被带走，父女自此相隔重洋。

  更让局势复杂的是，姚克的母亲对这个“洋孙女”并不认可。传统观念之下，对混血后代难免有疏离态度。家庭内部的这样一种冷淡，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加剧了那位英国太太的孤立感和不安感。跨国婚姻在纸面上看很新潮，真正过日子，却需要双方家庭都能接受，这一点，在当时并不容易。

  女儿莉莉长大后，对这位中国父亲的情感，变得很淡漠。她对中国那一边的亲人基本上没有记忆，甚至有说法提到，她后来并不愿与这位生父建立联系。战争、地理距离、文化差异，把一段血缘关系切割得支离破碎。这是姚克人生中第一次严重的家庭破裂，必须得说，也是他此后看待婚姻与家庭时，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
  但生活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按下暂停键。事业上，他依然在写剧本，参与话剧活动，在上海的文艺圈站稳了脚跟。情感上，命运也给他安排了第二次选择，而这一次，牵扯进来的名字，在中国影剧史上显得格外醒目——上官云珠。

  1943年前后，上海已处在“孤岛”时期多年。租界内外天壤之别，城里城外是两种生存状态。尽管局势紧绷，文化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摆，戏剧团体仍在坚持演出。一些剧作家、演员，在夹缝中维持着舞台的火光。

  就在这一段时期，姚克与上官云珠相遇。他那时已经在上海话剧界小有名气，上官云珠也已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女演员。她早年在重庆、上海舞台上积累经验，逐渐凭借外形与演技走红。两人因戏结缘，合作改编历史题材戏剧，其中最被提及的是《清宫怨》等作品——以宫廷兴衰为骨架，用话剧形式呈现，这类作品在战时颇受观众欢迎。

  合作的过程，是创作上的磨合，也是感情上的靠近。排练场里，对词、走位、琢磨角色，天天见面，谈戏谈人生，这样的环境，很容易让两个在文艺圈摸爬滚打的人走近。上官云珠性格鲜明，说话爽利，舞台上的自信和台下的率真，对许多文人来说，都有很大的吸引力。

  不久，两人决定结婚。当时，上海仍然动荡不安，婚礼也谈不上多隆重，不过在文艺圈里，这桩婚事算是引起了一些议论：一位留洋归来的剧作家，娶了一位当红女演员，怎么看都是一段“才子佳人”的故事。1944年，他们的女儿出生，取名姚姚。对于姚克来说，这是他第二个女儿，也是他在中国大陆留下的第一位子女。

  然而，这段婚姻很快暴露出不稳定的一面。两人一个常年伏案写作，一个频繁排练演出，作息不一，心气也不太对路。姚克书桌前一坐就是半天，琢磨结构、修改台词，生活上多少有些疏忽。上官云珠则要出入剧场、片场，与各类人士打交道，难免重视社交圈中的评价与感受。

  再加上战时收入不稳，生活上的压力实实在在。家里琐事多，意见一多，矛盾便难以避免。日常争吵积累的情绪，很快就演变成了实质裂痕。性格上的不对盘，是很多人后来谈起这段婚姻时的一个关键词。

  真正彻底击碎这段关系的，是另一个人的出现——吴雯。据资料记录，吴雯是上海一位富商的女儿，家庭殷实，受过良好教育。她与姚克相识后，彼此之间产生好感，这在当时的圈子里一度引起不小风波。有的人觉得姚克被“更适合的家庭条件”吸引，也有人把责任压在他身上，认为他对上官云珠缺乏足够的坚持。这些评价，带有典型的“圈内说法”，难免有失偏颇，但能确定的是，情感上的动摇已经发生。

  大约在1945年前后，两人的争执日益激烈。关于某次“私会被撞见”的场景，有各种传闻，但具体细节无法一一核实。从结果看，姚克与上官云珠的关系已难以挽回。1946年前后，他们正式离婚。上官云珠带着年幼的姚姚离开，母女生活的重担又落到她一人身上。

  这一段婚姻，对双方来说都留下了印记。在文坛、影坛，免不了有人议论姚克的“多情”与“不稳定”，也有人同情上官云珠作为女演员在家庭中的弱势地位。当然，这些议论背后，有道德评判，也有时代偏见。更冷静一点看，这段婚姻破裂，与个人选择有关，也离不开战时社会环境的拉扯：不稳定的时代里，感情关系往往更加脆弱。

  值得一提的是，姚克与上官云珠的合作，仍旧在戏剧史上留下痕迹。战时的上海话剧，既是娱乐，也是某种文化表达的出口。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清宫故事，既有商业考量，也有借古说今的隐秘冲动。这些作品的舞台经验，后来也成为电影改编的重要基础。从这一点说，两人在艺术上的互相成就，远比婚姻存续时间更长。

  离婚后，姚姚随母亲生活，与父亲的关系自然疏离许多。家庭的拆分又出现，这已经是姚克人生中第二次“父女分离”的局面。感情上怎么感受，史料没有详细记录，不过，从他后来对子女关系的处理，能够准确的看出一种矛盾：一方面重视血缘，另一方面又常常让“写作”盖过了陪伴。

  吴雯与姚克的结合，从某一种意义上说，更像是“现实与理性”的选择。1947年前后，两人成婚。这一段时间点最重要，因为不久之后，中国大陆的局势发生剧变，慢慢的变多的文化人开始考虑南下香港，寻找新的落脚点。

  吴雯出身富裕家庭，对经济发展形势、政策变化有自己的判断。她决定带着丈夫离开即将发生巨大变化的上海，前往当时仍由英国管治的香港。1948年秋，夫妻二人携家带口抵达香港，开始了迁居后的新生活。这一次的迁移，不再是青年时代的远赴重洋留学，也不是战时被动逃难，而是主动选择的“南迁”。

  在香港，姚克的身份出现了新的组合：一方面，他在几所高校任教，如在香港中文大学前身的一些院校或相关机构授课，讲戏剧、讲文学；另一方面，他参与剧本创作和电影改编，还与妻子一起筹办出版社。南风出版社，便是他们一家在香港安身立命的重要依托之一。

  吴雯对丈夫的支持，明显有别于前两段婚姻。她在经济与事务上承担了大量责任，有说法提到，她曾对姚克说过类似“你只要安心写书，其它的我来处理”的话。就算具体措辞难以考证，这种分工模式是明确的：她管家、管钱、管运作，他专心创作与教学。

  1949年前后，香港聚集了不少从内地南下的作家、学者、电影人。小小一座岛，成了文化人临时的避风港。姚克在这样的氛围里，继续他多年来坚持的道路：写戏、改编、翻译，把自己掌握的西方戏剧结构运用到各种题材上。有作品与清宫历史相关，有作品改编自名著，甚至涉及鲁迅作品改编，这些，都让他在港澳电影、戏剧圈保持了一定影响。

  家庭方面，他与吴雯育有五个子女，凑上前两段婚姻的两个女儿，总共有七个孩子。表面看，这是一个非常“人丁兴旺”的大家庭。但在实际生活中，这个家并不总是热闹温馨的画面。姚克一忙起来，很容易沉浸在书桌前，孩子们在旁边吵闹的时候，他据说常常只是皱着眉头说一句：“别吵。”甚至有孩子长大后回忆，觉得父亲更多是个坐在书房里的背影，而不是陪他们玩、带他们出门的人。

  这并不是说他不关心子女，而是作为一个以创作为支撑的文人，在物质并不宽裕、人生又几经折腾的情况下，他选择了优先保证事业。对他来说，写作不仅是职业，更是一种“站得住脚”的方式。在香港那样的环境里，一个移来的文化人，能握在手里的，大多就是脑子里那点东西。

  吴雯则是这个家庭的“轴心”。她要考虑孩子教育，要打理家务，还要管出版社的运营。这种分工在当时的香港华人家庭里，其实不算少见，尤其是文化人家庭，往往是妻子在现实层面承担压力，丈夫在纸页之间奔波。

  姚克在香港的事业，并不是大红大紫那种，却也一直没有断线。他的剧本被拍成电影，有的作品在当时引起一定反响。对香港电影史、戏剧史稍有了解的人，能在片名、剧名里找到他的踪迹。教学方面，他的西式戏剧训练背景，也让许多年轻学生见识到与传统戏曲完全不同的一套体系。

  从婚姻角度看，这第三段婚姻显然比前两段要稳定得多。至少在公开资料中，没再次出现大的家庭风波。对吴雯而言，她不仅是妻子，也几乎成了姚克创作生涯的“经纪人”和后勤保障。这样的关系，带有很强的现实色彩，却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弥补了他前半生婚姻中的不安定。

  不过，稳定不代表圆满。因为从1948年离开上海起，姚克的人生就基本与故土渐渐拉开距离。苏州的童年记忆、上海的舞台经历，都留在了海峡那边。他在香港扎根，但心里那块江南水乡的影子，并没有完全淡去。这一点，在他晚年的一些话里，表露得很明显。

  进入1960年代末，年事已高的姚克，健康情况开始下滑。长期高糖饮食上的习惯，加上工作所承受的压力，他患上了糖尿病。1969年初冬，他因病住进香港的玛丽医院。医生叮嘱控制饮食、注意休息，他却仍惦记笔下的戏剧构思。

  住院期间，家人轮流来探视。最常守在病床边的，是吴雯。有家属劝他：“要少想点事，好好养病。”姚克却只是笑笑，并不多说。那时，他已经六十多岁了，经历过清末余波、民国乱局、抗战炮火、南迁香港，可以说活过了一个完整的时代。身边的孩子，已不再是当年吵闹的幼童，都有了自己的生活。

  关于他在病榻上的具体对话，坊间版本不少。有说法提到，他醒来时曾轻声说过一句“我想回去”。这“回去”，多半不是指医院，而是指苏州、指故乡。对一个在外漂泊多年、骨肉分散、脚下土地几易其名的人来说，“回去”这两个字，包含太多东西。

  吴雯听在耳里，心里自然明白，却也只能红着眼睛应下。一边是丈夫晚年的念想，一边是现实的限制：当时的政治环境、家庭条件、身份问题，都让“落叶归根”变得很复杂。对于身处香港的许多老一代文化人来说，这种两难并不少见。

  1970年代、1980年代，香港社会持续不断的发展，城市面貌日新月异。但对这位已步入晚年的剧作家而言，生活节奏逐渐放慢。他的创作数量比不上中年时期那么密集，却仍旧保持一定的写作、翻译节奏。同时，他也在整理旧作，希望能有更好的出版机会，把一些在大陆时期的作品重新整理出版。

  1991年12月18日，86岁的姚克在香港去世。人生在世八十余年，从清末出生，到新中国成立，再到改革开放前后，他等于用一生见证了中国现代史的大部分起伏。离世前，他曾表达过希望骨灰能归葬苏州的愿望。遗嘱中，也据说留下了类似的意见。

  然而，这个愿望始终没完全实现。他的骨灰最终留在香港，没有真正回到江南故土。原因涉及家庭具体安排和各方面条件，外人很难评说。但能确定的一点是，作为一个从江南走出来的人，他在另一个海岛城市结束了一生，这种“客死他乡”的味道，多少令人唏嘘。

  从家庭层面看，他的7个子女散落在不同地域，有的在国外，有的在香港，有的与他联系不多。有的子女在回忆中提到父亲时，会说他很少言语，不太参与日常生活，却教给他们一种“靠自己本事吃饭”的观念。情感距离的远近，各人体验不一，但那种“父亲是忙着写字的人”的印象，却比较一致。

  从文学生涯看，他的三段婚姻并没有中断他的创作轨迹，反而在时间上与创作高峰交错出现：前半生的留学和上海舞台，使他成为中西结合的剧作家；与上官云珠那段婚姻的舞台合作，丰富了他的历史剧创作经验；香港时期在出版社、课堂与片场之间奔波，又让他把传统题材带进了新的媒介环境。

  也正因为这种“创作不断线”，他的家庭生活与情感选择，常常显得从属、边缘，甚至有些粗糙。他在舞台上塑造出来的角色，有时比他现实中处理的亲情关系更为细腻。试想一下，一个长年沉浸在戏剧结构和人物心理里的作者，面对真实生活中的冲突和选择，却未必有足够耐心和技巧，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。

  如果把姚克的一生摊开来看，能够正常的看到几条线交叉前行：一条是起伏曲折的婚姻与七个子女的家庭线，一条是从耶鲁课堂到上海舞台再到香港电影的创作线，还有一条，是从苏州到上海再到香港的漂泊线。三条线各有断裂，也彼此缠绕。

  他没有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师，却在中国近现代戏剧史上留下了实打实的一笔；他没有守住一个“一生一世”的婚姻，却在不稳定的家庭生活中，承受了一轮又一轮的离散与重组；他没有完成“魂归江南”的心愿，却把与江南、与历史、与传统相关的故事，一次次搬上舞台与银幕。

  1991年的那个冬天，他在香港的医院里闭上眼睛时，可能也知道，有些遗憾已经没办法弥补。英国的女儿、上海的女明星、香港的妻子与孩子们，像一幕幕戏从他眼前掠过。不同的是，舞台上的戏总有谢幕，而人生这出大戏，一旦落幕，就再演不了第二遍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